作者:Lenora Chu /文 姜天海/译 来源: 发布时间:2014-6-12 13:35:38
来自东方的科学职业诱惑

 
耶鲁大学遗传学博士后Jose Pastor-Pareja的指导教授是位中国人。在他即将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时,指导教授开始跟他交流在中国的科学职业发展。“耶鲁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是中国人。”Pastor-Pareja说,“因此我从可信的朋友那里听到,在经费和资源方面,中国正是做科研的好时期。”Pastor-Pareja是西班牙人,他已经接到了来自西班牙、英国和中国的学术工作机会。但是当北京的清华大学来找他时,Pastor-Pareja知道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课题组长职位,这个职位相当于西方高校终身制中的助理教授。
 
“清华和北京的科学水平令我十分惊讶。”Pastor-Pareja表示,他在马德里自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北京拥有超过30个果蝇属实验室,北京在果蝇方面的研究资源可以媲美波士顿或纽约。Pastor-Pareja解释,清华大学在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和电子显微镜学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
 
同时吸引他的还有充裕的科研基金。的确,在接到清华的工作邀请后,Pastor-Pareja还获得了政府的“千人计划”资助。该计划主要用于鼓励海外科学家和学者赴华工作。总体来看,Pastor-Pareja获得了200万元(相当于33万美元)的经费支持,除此之外,还有清华大学提供的超过600万元(相当于1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并有机会自建1540平方英尺的果蝇实验室。他描述自己在清华大学的薪酬“大概可以与美国媲美,但绝对超过欧洲”。
 
Pastor-Pareja在中国组建的团队虽然只有不到一年,但已开始凸显成效,马上就要发表关于果蝇正常和肿瘤组织在细胞外基质产物上差异的论文。“在这一阶段,我获益于充裕的经费支持,设备也比耶鲁大学的好,学生非常聪明上进。”Pastor-Pareja解释道,他也很喜欢与学校行政和教职人员一同工作所带来的活力,他们都很激动能来到清华大学工作。
 
当然,他也提到了在中国生活的挑战:在中国很难找到他喜欢的西方食物,也很难无视北京存在的污染。然后,还有语言障碍:“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学中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知识共享
 
对在中国古都南京长大的Ming Li来说,促使他回中国发展的原因是个人与职业因素的结合。Li是南加州大学维特比工程学院的明星学生,专攻信号处理与语音识别方向。但是当Li开始找工作时,他开始想要回到中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最初,他担心很多中国高校不能为年轻教职工提供充分的支持。但幸运的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尤其是对于与西方机构有合作关系的高校而言。在Li看来,这种合作可以帮助中国高校提高学生的水准,保持研究的高标准,并鼓励教职工的独立性。
 
Li获得了科学和工程方面两大著名全球合作伙伴的工作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以及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根据2013年中国大学校友会数据显示,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在中国高校中分别名列第3名和第7名。最终,Li接受了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所提供的终身制体系职位。在合作的模式下,他将在2013~2014学年度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作为客座教授进行教研工作,然后第二年回到中国继续教书并建立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的教学风格和质量与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一样的,研究前景也很好。”Li表示,联合学院的职位能够让他获得两边最好的资源。他能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职工共同指导研究生,同时也有资格申请中国政府的经费。 Li描述他的工资“非常接近于”美国高校的薪酬,与中国其他学术类的职位相比很有竞争力,让他不用为财务问题而烦恼。而且作为额外的好处,他和妻子作为独生子女,都能在完成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年访问后,回国与父母团聚。
 
教授Junfeng Wang也希望能够离家近一点,但他却指出自己回国的首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在核磁共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的确,中国举办了最近三场与核磁共振相关的重大会议。他于2009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后培训,并接受了来自全球五大强磁场实验室之一——中国科学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的工作邀请,担任磁共振项目的主任。Wang表示,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不断增加,中国的经费比之西方更加容易获得。的确,Wang的实验室就来自于2008年的一个政府项目。
 
打造影响力
 
David Waxman在萨塞克斯大学研究人口理论的时候,一位做学术研究的同事鼓励他考虑在中国做科研,这位同事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来回穿梭。Waxman多次拜访他在上海的同事,发现上海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来说,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城市。他也有个惊人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里对学生教育的影响是在英国无法做到的,这种难得的机会吸引了他。中国的文化并不那么鼓励学生质疑他们的老师,Waxman指出,“我想要学生来质疑我,与我争辩,与我制定各种想法” 。
 
Waxman在中国的同事立即开始帮他申请“千人计划”的中央政府经费,支持他在中国的研究工作。作为一座位于上海的中国一流大学,复旦大学也为Waxman提供了生物学教授的五年合约。他说,英国一名标准的教职工通常有管理和教学相关的职责,至少占用了他们50%的时间。但与英国相比,这里的教学任务很少。
 
“我有大量的自由和资源去做科研。”Waxman解释,“我有非常充裕的启动资金,这意味着就目前来说,我在中国不会受到经费的压力,尽管未来我预计也要去申请经费。对于科学家来说,不用总是去申请经费是一件大事。同时,英国和美国的经费已经越来越难申请到。”
 
在与几个博士生一起工作时,Waxman表示,他很享受有机会能“以自己所掌握的方式”培养他们。他说:“在他们学习结束时,我想让他们成为独立的研究者。”Waxman对于自己能产生的影响还是很现实的,但也希望自己能“通过培养下一代领导者,像将石头扔进池塘一样,形成涟漪效应” 。
 
很多研究人员受到吸引来到中国,希望能在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国家做出重大影响。举例来讲,化学工程师Chuanfang Yang看到了中国对于清洁水和空气的迫切需求,希望自己能在此做出巨大影响。Yang离开了美国一家环境公司的研发岗位,成为中国科学院绿色过程与工程重点实验室的一名教授。他说:“中国很需要可持续发展,这在西方国家往往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却不然。根据总部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健康影响研究所数据显示,中国的户外空气污染导致近120万人过早死亡,该组织主要研究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
 
激励措施在路上
 
过去1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在持续引入激励计划,吸引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同时留住中国的本土人才。
 
在过去几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的“千人计划”,旨在吸引科学、技术和创业人才赴华工作(正是这个计划为清华大学的Pastor-Pareja和复旦大学的Waxman提供了研究支持)。申请过程很长,而且需要经过很多层面,但对于成功者却有着丰厚的回报:工资加福利达到100万元(相当于16万美元),在3年内还会提供300~500万元的研究津贴(约49万至近82万美元)。
 
中国科学院同时还开展了“百人计划”的激励计划,为有发展前景的年轻学术带头人提供200万元(约32.5万美元)及以上的资助。该计划成功吸引了超过1000名外国科学家和移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到中国科学院约100个下属机构工作。
 
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旨在每年为中国高校吸引200名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受奖励者在中国的聘期为3~5年,并根据奖励级别不同,可申请每年高达20万元(约合3.2万美元)或每月3万元(约合5000美元)的奖励。
 
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长江学者”项目,为来自科学、经济和社会科学的中外教授提供研究经费和中国高校的3年聘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管理的基金也用于吸引海外学者到中国进行基础科研工作。 中国省级和市级政府也在设立项目,希望能够吸引并留住科学人才。例如,上海和北京政府就各自设立了区别于中央政府的“千人计划”项目。
 
这些激励计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设在北京的智囊团,该中心主任Huiyao Wang表示,迄今为止,中央政府的“千人计划”已经吸引了超过3000名海外专家,省级政府的类似项目在过去5年吸引了超过20000名专家。康奈尔大学前校长Jeff Lehman就是“千人计划”入选者之一,他主持设立了北京大学的国际法学院,现在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副校长及首席执行官。
 
Wang在研究全球人才迁徙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学者在交谈过程中都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的机会已经饱和,而中国则在大量注入各种资源,以缩小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差距。
 
而且,与10年前相比,中国也愈发成为外国人心仪的居住地。“在过去,外国人会觉得被孤立,是唯一一个带着翻译旅行的人。”Wang表示,“现在中国大部分都更具世界性,高校也更加开放,居住于此更加方便。”
 
不必惊讶,中国吸引的科学家更多的是来自于亚洲其他国家,其次是欧洲,第三是美国。根据中国国际教育联盟数据显示,就外国留学生数量而言,韩国学生人数最多,其次是美国和日本。
 
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在增加,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始回到中国。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数量超过10万人,并以每年20~40%的速度不断增加。
 
当前挑战
 
中国在向世界级科研中心进军的同时,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Fei Li表示,中国人尊重有科学依据的产品,这让营养学家在中国有更丰富的回报。他想要帮助中国推动科学技术在早期阶段的发展,并发现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存在着各种机遇。
 
然而,他发现中国的科学文化仍旧是偏假设为驱动的,偏离了以经验观察为驱动的历史模型。他同时感觉到,中国的科研过度关注应用和转化科学,对基础科学不够重视。Li表示,中国的经费更加偏重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快速助力GDP增长,对可能在长期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基础研究则重视不足”。他所在的美国营养公司亚太地区(包括中国)R&D部门正在新加坡进行研发工作。
 
进一步来讲,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Wang指出,北京和上海的院校机构很多都具有世界水平,但小型城市的机构仍缺乏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氛围和机会。Wang表示,如果经费项目能够为这些城市的院校机构提供一致的战略性支持,则会提高他们的国际学术交流水平。小城市的科学家也需要格外努力寻找提升与交流的机会。
 
但是科学家的确感觉到,中国的学术环境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研究人员在高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逐年增加。而且,在一个顶层领导者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家,这些重要领域一定会继续得到重视。
 
Melody Toosky感觉到她在中国的时间“非常宝贵”。作为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博士,她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创业制药公司和学术实验室的工作机会。但她想研究传染病,这时清华大学研究分支杆菌自适应实验室吸引了她的注意。因此,她与该实验室签下合约继续博士后研究,并表示在中国的时间让她能“突破自己思维方式、文化和心理的屏障,对科学方法论的普遍追求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Toosky大部分时间是与中国的博士生一同工作,她表示这个团队的科研工作是“最前沿的”。在她到中国后仅18个月,就已经开始准备发表研究结果。“我非常幸运能有这次机会,我极力建议大家,这辈子至少有一次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域。”她说。 ■
 
(作者Lenora Chu来自于中国上海。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3年11月15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ciencecareers.sciencemag.org/career_magazine/previous_issues/articles/2013_11_15/science.opms.r1300139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4年4月刊 科学·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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